北宋诗人梅尧臣(1002-1060年)的《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一诗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被后人看作是宋代已有紫砂壶的史料依据，而且赞同者还为数不少，我虽不通文史，但总有些许怀疑。
宜兴紫砂壶起源何时？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有这样的记载︰“创始；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此书将紫砂壶的产生，归为金沙寺僧所创。从侧面我们可得知在金沙寺僧时已有紫砂壶了。也就是说，在明正德年间已有紫砂壶了。该书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专写「宜兴紫砂壶」的专着。
清干隆年间吴骞编《阳羡名陶录》、清光绪年间日本人奥玄宝《茗壶图录》、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的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考》，皆延续了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的说法。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出版的《国学论衡》第三期，刊登了谈溶《壶雅》一文，该文认为「泡茶用壶……宋元已有。」最早提出了阳羡紫砂壶宋元已有，有梅尧臣「紫泥新品泛春华」「雪贮双砂罂」之句为证，文中提到周履道、马孝常《荆南唱合集》中有「阳羡紫砂」的记载1。还提到蔡司沾《霁园丛话》云︰「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2。孙高士即元朝隐士孙道明。
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刘汝醴《江苏紫砂工艺的发展》（南京艺术学院印行），认为紫砂创始年代，以诗词所提供线索，可推到北宋，观点与谈溶相同。
宋代饮茶极为普遍，茶已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可谓「不可一日无茶」，北宋王安石《临川集》卷七十议茶法云︰「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宋、蔡襄《茶录》一书，详细记载了当时茶的品质和烹饮方法。上篇论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下篇论述了烹茶所用的器具。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
稍晚的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论述了茶的产地、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饼、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等。
以上两书，所记载的饮茶方式均为点茶法，这种方法是将碾成粉状的茶末与沸水混和，并用茶筅回环搅拌，调成沫饽丰富的茶汤。时人还比较茶盏内沫饽的多少和持久性，来定断各人的备茶技巧，名曰“斗茶”。
斗茶所使用的茶具为建盏，宋蔡襄《茶录》云︰“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汤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
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云︰“盏，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
瓶，瓶宜金银，小大之制。
宋代斗茶，贵重黑盏。这在宋代诗文里也多有描写。蔡襄《试茶？北苑十咏》︰兔毫紫瓯新，蟹眠青泉煮。梅尧臣《次韵和》︰「兔毛紫盏自相称」。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北苑将期献天子”“紫玉瓯心雪涛起”。苏东坡《寄水调歌头？咏茶词》︰“建溪春色占先魁”“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苏辙《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道》︰“蟹眠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着色尤宜”。黄庭坚《满庭芳？茶》︰“兔毫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杨万里《以六一泉煮双并茶》︰“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等。
然而，一般点茶或煎茶则不一定非得使用建盏，也有贵族阶层爱用其它窑口出产的茶具，如苏东坡《试院煎茶》云︰“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潞公即指文彦博，煎茶学蜀人，茶具爱用定州花瓷。定窑在北宋时期鼎盛，所产红定和紫定为传世宝物，邵伯温的《闻见录》曾记︰“宋仁宗时，王拱辰以『定州红瓷器』进奉张贵妃”，由此可见红定在贵族心目中的地位。
唐陆羽推崇的越窑为上的青瓷，宋时仍在使用。北宋诗人余靖《和伯恭自造新茶》︰“江水对煎萍彷佛，越瓯新试雪交加”。
蔡襄《思咏帖》云︰“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此信是写给冯京的，蔡襄皇佑三年末从故乡应召赴京，当世也自荆南通判御任还朝，两人邂逅于杭州，可能是冯方到而蔡将离去，因此蔡襄临行赠送团茶和茶具，略表心意。
宋代茶盏，主要以瓷器为主，其它亦有玻璃、金、银、铜等制成，在宋代绘画里如宋征宗《文会图》或辽金墓室壁画上，时常见到宋人以建盏、青瓷、白瓷或青白瓷进茶的情景。
小标： 宋代点茶煎茶并行 用器有所区别
民间百姓的饮茶随处可见，史料也多有记载。1147年孟元老作的《东京梦华录》详尽地记述了北宋都城汴京城中繁华的商业景象。该书卷之二云︰“朱雀门外街巷……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房”。“潘楼东街巷……，茶坊每五更点灯，……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卷之三云︰“马行街铺席……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卷之五云︰“民俗，……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
1235年灌圃耐得翁作的《都城纪胜》记述了南宋杭州的琐事。该书茶坊云︰“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遗久待也。令茶坊皆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兼卖梅花酒”。
1275年左右吴自牧的《梦梁录》也有类似的记载︰“卷十六？茶肆？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令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塑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
上述两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南宋杭城的饮茶习俗，基本上是沿袭了北宋汴京的饮茶习俗并有所发展。“茶坊数量众多。八仙、清乐、珠子、潘家、连三等，是最有名的茶坊，它们的设备精致雅洁，所有茶具皆以银为之”。
在宋代饮茶习俗中，以点茶为主外，尚有煎茶，煎茶虽不似点茶，但也广被饮用，对于点茶、煎茶用器的区别，史料记载的较为清楚。黄庭坚《煎茶赋》︰“酌兔褐之瓯，瀹鱼眼之鼎”等，说明茶以鼎为之。即是直接将团茶和草茶研成茶末，或亦有不经研磨，就把草茶或叶茶直接投入宽口的茶斧或茶鼎内击拂，再勺至茶盏里饮啜，谓之“煎茶”。
点茶所使用的主要茶器为茶瓶、茶盏等。至于茶瓶的材质如何，宋诗中多有提起。梅尧臣《以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石瓶煎汤银梗打”苏轼《试院煎茶》︰“银瓶泻汤夸第二”。黄庭坚《寄新茶与南禅师》︰“石钵收云液，铜瓶煮莘”。杨虹《陆羽井》︰“金瓶垂素绠，石甃湛寒泉”。等皆可见到金银或铜石制的煮水茶瓶。
小标： 紫泥新品泛春华 不足证明北宋已有砂壶
当了解了宋代的饮茶习俗及饮茶所使用的茶具后，再看看北宋诗人梅尧臣《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紫泥新品泛春华”一诗的写作年代及其背景。
该诗写于宋皇佑四年。6皇佑三年五月间，梅尧臣由宣城乘船到汴京。九月十二日是尧臣一生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尧臣奉命到学士院面试，通过考试，由仁宗赐同进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此时的尧臣已经五十多岁了。
皇佑四年正月里，尧臣到汴京东门外去看马遵，恰巧蔡襄也去了，蔡襄是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和尧臣、欧阳修都是极好朋友。
蔡襄，庆历四年十月，以亲老为由，乞领乡郡。授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庆历七年，蔡襄自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在建茶务（建州建安郡）监造龙凤团茶十斤上贡，作《北苑十咏》。7
蔡襄寄茶给梅尧臣，应是其龙团茶，即然是团茶，则无需用茶壶来泡，再说在宋一代的饮茶诗文里，人们大都在推崇、赞美建盏，梅尧臣与蔡襄又都是好友，蔡襄寄茶给梅尧臣，梅尧臣不去赞美蔡襄寄来的茶，反而去赞美民间不出名的“或者根本就还没有出现的”紫砂壶，这有可能吗？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紫泥新品泛春华”就不存在是赞美紫砂茶具，因此也就不能作为砂壶北宋已有的依据。
那么，再将1976年宜兴羊角山紫砂古窑址出土的紫砂残器与宋代的饮茶茶具相比较。 羊角山古窑址出土的紫砂残器有壶类、罐类。
壶类部分有高颈壶︰壶身、壶嘴、壶把、壶盖等残片。
壶身︰有圆形、几何形。
壶嘴︰有素式、捏塑两种。
壶把︰有单条把、双条把两种。
壶盖︰有平盖、罩形盖多种。
矮颈壶︰器形扁矮，卷口，多为直流。
提梁壶︰壶颈较矮，品种较多，大小不一。
上述羊角山古窑址出土的紫砂残器，以壶的造型来看，与宋代的茶瓶造型相差甚远。从一些壶嘴及其它残器的泥料、加工手法来判断，当是粗陶的煮水器、茶叶罐、水罐、药罐等，制作方法基本上是沿袭制作缸的方法。部分小件紫砂残器，已开始打泥片，尤其是壶盖，做工由粗到细，由无装饰到有装饰，泥料也由粗到细，有些制作工艺皆已具明中后期的特点。种种变化也都反映出与饮茶习俗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将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器与宋饮茶习俗所用的茶具进行比较，恐怕很难联系到一起。其原因是，宋人饮茶，点茶也好，煎茶也好，所使用的茶具跟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器是两个概念。功能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将宋代各窑茶具的各种材料工艺与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器的材料工艺相比较，羊角山紫砂残器的制作工艺恐怕难以适应宋人的饮茶要求。
在宜兴，宋代可能是生产陶瓷的一个大的转折时期，青瓷的被淘汰，大批的从业者便转向了制陶业。
从今天宜兴地区发现的一些宋代窑址来看，均是一些粗货，有日用的陶盆、罐、钵、缸、壶、瓮和韩瓶。这些陶器大多数里外均施釉，从一些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当时的制作技术、材料、工艺，尚不具备制作紫砂壶的条件。故到目前为止，除羊角山外，还没有发现早于明中期专门用来烧紫砂壶及紫砂陶的窑址。古墓葬中也从未发现早于明中期的紫砂壶。
羊角山出土的部分残器的制作工艺，与南京1965年中华门外马家山油坊桥明代司礼太监吴经墓中出土的紫砂提梁壶倒是有许多相似之处。该壶是我国目前已知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紫砂壶，该墓的主人吴经，《明史？宦官传》有传。该壶可视为明中期紫砂壶的标准器，如果将吴经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壶与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器相比较，所得出的结论，羊角山的紫砂壶上限可能就不会到北宋，如果从部分打泥片成型的残器制作工艺来判断，制作年代可能会是明中期以后，其它的捏塑成型之类的残器可能相对要早一些。
这类判断，可在唐寅(1470-1523年)、文征明(1470-1559年)、王问(1497-1576年)、仇英(约1502-1552年)的绘画作品中得到证实。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能见到明成化至明万历的紫砂壶的形态演变。有些壶从绘画中可以看出是用来煮水、煎茶，还不能称作紫砂茗壶，如唐寅《事茗图》中的提梁壶，仇英《松溪论画图》中的软提梁壶，均是用来煮水、煎茶。王问《煮茶图》中的提梁壶，从流的部位、形状来看，很像是金属壶。但文征明《品茶图》(作于嘉靖十三年，1543)中的紫砂壶，显然是用来泡茶的。
茶书、笔记小说也都是在明中期以后才陆续开始提到紫砂壶。
据《明会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诏建中发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茶芽以进，有司勿舆。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曰探春、先书、次春、紫笋”。因太祖下诏，罢造大小龙团，惟采茶芽以进。饼茶日趋衰落，散茶兴起。饮茶方式由煮、煎改变为泡茶。新的饮茶方式的出现，必将带动和产生新的相适应的茶具出现。
正因为泡茶法的提倡与普及，便相应产生了以泡茶为主的茶壶，由于宜兴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制陶制瓷技术和种茶饮茶习俗，这给予以泡茶为主的紫砂茗壶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
宜兴地区的先民们，正是在明中期的这种环境气氛中，逐渐完成了在粗陶中提炼出可精加工的里外不施釉的紫砂壶。随着时间的推移，紫砂茗壶的制作工艺日趋完美，因而在明末一举获得“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